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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人故事思想起——读《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有感

发布日期:2017-09-23??浏览次数:231

? ?读罢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危机”与“人物”两个词语便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地印记。时代的列车轰轰烈烈地向前,早已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抛之于十万八千里之外。这里作者却从胡适,陈寅恪,钱穆,严复这些伟大的思想人物的故事讲起,在娓娓之中聊起了现代的危机。

? ?在这本书一开始作者就在《总序》中提过“丸之走盘”一语,“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以示18世纪前中国社会的状况。19世纪晚期以后,则是出盘的状态了。“丸之走盘”一喻,给人以无穷回味,其意蕴不可囿于文化一域。

? ?这让我想起了荀子言:“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知大理者,格局、气象事也。若认真观察、判断一事物,就宜将其置于时间与空间的纵横大背景下,方易知其流变趋向与优劣利弊。入乎其内而后必出乎其外,去取之理则更了然。治学为人自省处,一是须穿透文字、贯珠成衣,努力融通前人的言语、思想和智慧,求大义而不执泥于只言片语;二是须铭记“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宁有方所,循业发现”的道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开放、包容、吸纳、成长。今天,我想就书中所讲的胡适之先生聊聊自己的一些浅薄的见解。

? 不难看出,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里花了大篇幅给胡适,可见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史之重要。众所周知,胡适在哥伦比亚拿的是哲学博士,不过他的哲学功夫却不入金岳霖先生之眼,他的《中国哲学史》也不入冯友兰之眼。但这些都不重要,借用前人评价,胡适之于中国的地位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伏尔泰之于法国,开启的是思想启蒙之风。胡适倡科学、民主之风,此风刮之中国近代犹盛;胡适所倡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大陆未曾兴盛,却始终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劲敌,促使其内部做出回应与革新。要说他带来的最大变化,乃是白话文对文言文之取代。这个变革,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

? ?从此艰涩的山林文学倒下,通俗的社会文学诞生。

? ?我总想说,任何的一次社会变革,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满清的遗老遗少还在怨念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丧失了简约隽永的语言之美,攻击如梨花体的庸俗不堪时,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毕竟大众可以阅读写作,可以参与公共讨论,知识和信息的内容不再拘泥于形式,知识的传播变得简单易懂,于一国一民族而言,这算是功大于过的好事。但如余先生书中所说,近代中国之启蒙远不同于西方之启蒙,因其特殊历史情境,它被过度政治化了。难怪李泽厚曾感慨,中国乃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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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祖论坛救世网 ? 此话怎讲?余先生认为,胡适所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对应于西方之文艺复兴,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背后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对照物之“五四”,乃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的。“文艺复兴”暗示着革新,而非破坏中国的传统。尽管胡适对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有猛烈的批评,但他绝非全面抗拒中国传统。他说,“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因大量的风化与腐蚀才会使得重要处更加清楚——由于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五四”却不同,胡适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标示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弊端,从而在现代中国学术自主性能够牢固建立以前,便破坏了它。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思的启蒙筹划,最终是以革命为导向的,因此它只认可文化与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弊,虽有千年传统为先,却表明我们在近代又一次丧失了学术和思想独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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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的五四,中国的启蒙,与西方人本主义启蒙不同,结盟的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自由派从此被边缘化,成为少数精英振臂高呼却不入主流,也难入民间的阳春白雪。余由此结论一转,中国的五四既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非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它没有实现它们在西方实现的那些价值理想。而不管是思想史上的胡适,还是真实历史中的胡适,都显得有些无奈。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转型,将民主的理想从大陆带到台湾,然而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事情的发展演化,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旧人故事思想起,而今我们再谈大陆或台湾之民主时,胡适之的身影不知是否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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